杨杰

 【往事世界杯】《杨杰：米卢，一只迷路的老羊》相关链接之二

反思米卢与反刍足球

　　　　　　　　　　　　　　　　　　　　　　　　　　　　　　　　　　　　　　　　　　　　　　　杨 杰

　　羊城晚报编者按：为什么是米卢？作家杨杰的《中国足球兵败韩国反思特稿（米卢篇）》在本报体育版刊登后，不少读者来函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选择米卢作为反思的关键词？反思米卢有何正当性与合法性？难道别的人和事就不值得反思？

　　今天，本报体育版刊登杨杰的《反思米卢与反刍足球》一文，通过回顾反思米卢的前因后果与心路历程，对读者的这些质疑作出了回应；同时也转载《文汇读书》发表的《文化劣根与米卢》一文，该文从文化层面对“为什么是米卢？”作出了独到的解答。

　　自７月４日和５日刊登杨杰的反思长文以来，我们每天都接到全国各地大量的读者来信来稿，甚至有台湾读者的网上来稿，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我们已在９日和１０日的体育版摘要刊登了部分读者的来稿。

　　我们欣赏杨杰们把“足球”向文化方向去延伸，也欣赏读者们紧扣球员球队的贴身评述，我们更高兴我们的版面成为了一个人人平等各抒己见的探讨足球及足球文化的议论平台。我们希望讨论继续下去，在作者、编者、读者中形成良好的互动，为反思中国足球、振兴中国足球尽绵薄之力。来稿请传ｗｂｔｙｂ＠ｙｃｗｂ．ｃｏｍ（电子邮箱）或０２０—８７７７９７０４（传真）。　

　　反思“中国队兵败韩日世界杯”，是“务实”而谈，还是“务虚”而谈？是他石攻玉、借古讽今，还是点到为止、欲语还休？是从宏观上事无巨细挨个数落，还是从具体人物入手而窥斑知豹？这显然是一些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作为足球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从个人心趣上说，直接介入这些注定会引起争议和非议的“老生常谈”，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另一种思想障碍在于，我们恐怕难以确认，中国队的这种失败是不是一种“悲剧”。

　　失败不是悲剧

　　什么是悲剧？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那么，混迹于世界杯里的中国足球，究竟体现出了多大的“价值”？假如这样一支水平粗劣、举止狼狈、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的球队不是“MADE IN CHINA”的，中国的球迷会怎样对待它的失败和灭亡？会怎样评价它的管理者、指挥者、构成者？换言之，会怎样评价它的家长、教练和球员？说实话，以纯粹的足球价值观念而言，如果以上假设成立，这类廉价低级的“失败”是不值得大家调动激情和心智大加臧否的。然而，它却偏偏是我们自家的球队，我们根本没办法回避它，没办法回避同它有关的关键性人物和情节。重要的是，我们对它的未来仍然抱有憧憬和幻想，在内心深处都存有这样的念头：在今天对它的失败实行痛苦的、无情的甚至“魔鬼”式的反思，是为了在将来能够减少对其“重复性失败”的重复性反思。

　　为什么要将米卢作为反思案例之一？首先是因为，米卢对中国队的世界杯大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由于主教练这一职务对于球队实在是太关键，相当于一家企业的总经理、一支军队的司令员，或者某个学术课题的带头人，堪称枢纽和核心，这里既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又可以帐内失之毫厘，帐外谬以千里。许多人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米卢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国家队主教练。在中国队里，包括中方所有官员、成员和球员在内，没有任何一人的重要性能够超过米卢。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在中国队的大小备战事务上，尽管中方的诸多辅助、配合和服务工作不尽人意，但米卢自始至终享有最大的发言权。朱和元曾为此解释说：“因为在中国队里只有米卢一人参加过世界杯”。对这句话的诚实性，我们该怎样质疑和否决？

　　环境不是理由

　　其次，我们承认：如果不是同中国“唇齿相依一衣带水”的韩国队和日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一鸣惊人，几乎让人不敢相认，我们也许就不会对米卢“苛责过甚”。也就是说，我们一样不能忽略，米卢在中国面临的所谓“环境问题”，与希丁克、特鲁西埃在韩国、日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基本上大同小异。公平地看，希丁克和特鲁西埃在韩、日受到的舆论批评、球员抵制和足协干预，比米卢在中国的境遇要激烈和严重得多。东亚三国都是足球水平落后、足球传统薄弱、足球文化偏陋的国度，彼此是五十步之于一百步而已，我们没必要过度地妄自菲薄。一方面，米卢自身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他不会像希丁克那样在训练场上指着球员鼻子破口大骂，也不会像特鲁西埃那样一怒之下不惜与采访记者发生身体冲突，这就使他极少遭遇那类尖锐粗鲁的人事矛盾；另一方面，由于足球媒体之间的竞争因素，在米卢的“中国生涯”里，始终不缺少有影响的体育媒体对他的全力拥护和赞美(区别只在于，在一段时期里是甲方为他排忧，而在另一段时期里换成了乙方为他解难)；还有，韩日两国是东道主，不必参加预选赛，也便“省略”了一系列庆祝出线的社会活动和身心折腾，而中国队在去年秋天的冲杯成功，了结了一个44年的愿望，方方面面都提前进入纵欲过度的喜庆高潮，从那时起直至世界杯的半年时间里，我们生活在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足球盛世”泡沫中，将米卢视为“救世主”和“快乐使者”。因此，在世界杯前，米卢在中国的日子比希、特二人要过得滋润和舒坦，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睁着眼睛信口就说：“米卢在中国的环境不如希、特二人”，“中国队之败，米卢没有太多责任，他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过去不是现在

　　在评价米卢其人其事时，我们没有被他以往名闻遐迩的声望所左右，我们认为那都是一种“过去进行时”；我们甚至不去触及他的生活方式和广告生意，更不去涉及属于他个人权益和发展范畴的“将来进行时”，并祝愿他在适合自己的其他环境里继续创造新的奇迹。我们所关注的，是发生在中国足球这里的“现在进行时”，那些有据可查、业已存在的客观现实。有些球迷声称：丑陋的中国足球已无可救药，就是把上帝请来也没用，何况一个米卢？这种意见自然有点偏激，是不可取的自暴自弃和火头上的气话。从情义上说，我们应该相信中国足球“不成功比成功更难”，相信它是有可能、有条件减少失误和失败的。基于此，我们支持中国足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且深切感到，“洋务运动”是促进中国足球的观念、意识、结构、管理、素质、效率、水平大幅度嬗变和进步的重要力量，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是不可替代的发展动力。这一体认便构成了我们主动选择“反思米卢”的心理原由之一。

　　“孤立”地谈论米卢，是因为这是一个独立的议题。我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使没有号召和组织，人们多年来也从未中断过对中国足球各方面弊端进行批评反思，例如对中国足球管理体制僵化低效、人浮于事、营私舞弊、玩忽职守，足球文化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喜怒无常、轻浮暴躁，球员教练技能平庸、素质低下、道德败坏、惟利是图，足球舆论三人成虎、曾参杀人、飞短流长、兴风作浪等等痼疾和陋习的批判。坦白地说，我们“反思米卢”之举是有感而发，出于人之本能，起源于中国队三战皆北、世界杯尚未结束之时，当时并不知道其后将有一场大规模的官方反思运动要发动和出现。我以为，如果突然集中在某一时段里面面俱到地反思中国足球，难免是对庞杂而繁琐的老观点、旧问题的复述和反刍，言者必定滔滔不绝，闻者或许昏昏欲睡，最终所有的话题仍然要回到如何搞好职业联赛、青少年球员培训体系、球员留洋事务、外教引进及监管等最基本的问题上来，而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是几篇文章、几次会议所无法全面提供和解释的。

　　当然，对中国足球进行有深度有广度的反思是件符合民意的好事，无论是杯水车薪、一家之言，还是抱薪救火、增堵添乱，都说明大家希望中国足球能够好起来。众人拾柴也好，众口铄金也罢，只要对中国足球的未来发展有益，“反思”即便成了“反刍”，其意义也总比在失败面前装聋作哑要好。(杨杰)

【相关链接】之三

文化劣根与米卢

　　　　　　　　　　　　　　　　　　　　　　　　　　　　　　　蔡军胜（复旦大学）

　　中国人的“文化劣根性”毋须多言。我们可以在社会生活里每日遭遇新的事例。最近的一个热点是关于足球的，赶在韩日世界杯落下帷幕，清算中国队失败的活动首先从舆论界展开。《羊城晚报》作为国内知名大报之一，率先启动了“中国足球兵败世界杯反思”，在体育总局、足协的官方反思呼吁之前，已全文刊登作家杨杰反思中国队外教、号称“神奇教练”的米卢特稿。应该说，《羊城晚报》以整版篇幅推出一篇文化批判文章，是近年所不多见。杨杰文一石激起千层浪，门户网站纷纷转载，坊间大小媒体议论纷纷，各种人都跳出来尽情表演，喧闹一时。

　　本人是业余球迷，看球自然抱有观点，但喜欢看观点鲜明、意韵深刻的文章。杨杰文批评米卢练兵儿戏、缺乏理论、管理松懈，对打败仗进行了深入反思，立论、论据都很充分，可贵在摆事实讲道理，结构严谨，语言特别流畅、考究，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反对杨杰观点的球迷除去无理谩骂、人身攻击者，所能提供的论点大多把中国足球败因归结为中国自身等等弊病，体制的、人种的、管理的、素质的、精神的，不一而足，都可说得头头是道，人人象专家，人人是米卢的辩护者，那么杨杰不是捅了马蜂窝？中国人一反思什么事即这样，似乎反思来反思去，最终反思到“自己人”身上才是“正路子”，与天斗、与地斗，不如和自己人窝里斗。如若有人违反了这一思维习惯，就容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子。杨杰就是一个例子：因写了批评“球迷偶像”米卢执教不力的文章，立即成为部分国人攻击的对象，被指责不针对中国体制、球员等弊病进行批判云云。姑且不说我相信杨杰恐怕比那些自称“正义”的人更清楚“中国国情”，仅就这一事例来看，我就不理解：为何一名教练率领中国队大败而回，只因他是有点名气的外国人，我们就无视他的失败、错误并还另眼相待？如果换作一名中国教练，情况还会如此吗？

　　盲目“崇洋媚外”是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之一，以肤色、名气论英雄、论成败的意识深植于我们的思想深处。前几年复旦发生过某外教渎职一事，他未完成任职目标，遭辞退、受批评都正常不过，在哪一国哪一校皆如此，但就因为其为有一定知名度和学术成就的“外国人”，离去时在复旦引发了不小的争论，一众人作痛心疾首状指责校方，称中国教育水平、管理观念、文化意识甚至学生素质等等如何落后，中国体制如何不行，错在中方，外教无错。其情景与现在“米卢事件”惊人地相似。记得校方负责人当时回答：工作评定不能以国籍、肤色、名气等为标准，工作考核面前人人平等而已。笔者对此观点深以为然，这是一种国际化的思想观念。具体到米卢，我同作家杨杰的意见相似：历史名气、功绩只能证明历史，米卢这次带领中国队参加世界杯是完全失败的，他既然是“课题”带头人，因此是主要的、核心的责任人之一。对比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对方同样是外教，面临的社会、文化、历史、球员等工作环境、条件很相近，韩日两队的进步中，教练的作用不可或缺，工作付出和收获成正比。中国队的水平、成绩上不去，除了其他固有的原因，最好首先从米卢身上多找找原因，以便提醒后来者加以注意。舆论是没必要为渎职、失职者推卸应负之责任的，这才是对比他们做得好的称职者显示公平的态度，也是对中国足球的前途真正负责。（蔡军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