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

　　如果到了今天，作家们仍然对“媚俗”不齿，对之严重误读或误导，那就等于忘了，人类文学史上的所有伟大或优秀作家，没有谁是不在乎读者的，没有谁的艺术和思想是不愿或不能与人交流分享的。

什么样的作家才是好作家

                                          　　　　　　　　　　　　 　　杨　杰

　　正如《北京文学》所说，周政保确实是中国极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之一。这一点，当我十几年前去乌鲁木齐探亲，通过作家唐栋认识了他，后来经常在他当时位于新疆军区大院的家中，聆听其一系列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高谈阔论时，就深切体认到了。在那个大院的一个角落里，前后几十米的区域，盘踞着周政保（评论家）、周涛（诗人散文家）、唐栋（小说家）三位形态思情各不相同的重量级作家。在三人聚会时，如果事关文学何来何往的问题而有争论，周政保的意见总是具有务实雄辩的“建设性”，诸如“没有人看你的作品，它的文学价值就是值得怀疑的”一类鲜明见解，是周政保嘴边时常浮现的微笑。之后他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专事文艺理论研究，兼任过电影刊物总编。前段时间，我看到《北京文学》开展了一场“寻找文学存在的理由”，探讨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可读性，畅销与非畅销，“关注现实”与“不够文学”等概念之间的矛盾，询问文学出版的目的何在，媚俗读者是否一定丧失文学品位，一句话，“文学为什么要存在”的讨论后，并且知道这场讨论乃因周政保的一篇文章《从文学的存在理由说起——兼论小说怎样才能赢得更多的读者》而引起，我感到，这种文学对话相当及时，相当必要，相当地一针见血。

　　周政保在其文章中鼓吹的核心论点，对喜欢故弄玄虚，迷恋孤芳自赏，自视清高不群，终日不知所云，借古不讽今，关切非现实的很多作家——包括某些在文学江湖上权位很高的作家，特别是某些走火入魔的作家，无异于当头一棒。他认为吻合“文学存在理由”的小说，除了结构扎实，表达出色，所谓好看耐读，最关键的一点便是“关注现实”——“只有关注现实的文学创作才可能是不朽的，而这样的作品才可能赢得更多读者的关注”，“我们必须推倒横在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畅销书’与所谓‘纯文学’之间的横墙”。这种看法，在他以前的丰富著作中多有论证，但我注意到了他这一次的更彻底更坦率，更“还俗”更“现实”。最起码，像“尤其是那种‘主题先行’或‘理念先行’的作品，那种白痴一般盲目讴歌‘太平盛世’的作品，读者也不可能喜欢，因为这一类作品仅仅图解了生活，与读者所置身的现实没有丝毫关系”的发言方式和措辞用句，他过去使用得并不直白和锐利。

　　以我现在的文学价值观，实在是很愿意看到如周政保这样的一流文评家，向那些过分顾影自怜，并以“纯文学”自诩自殇的迂腐作家部落发出“生存警告”。这种警告是一个涉及“为什么要写作”的良好暗示和合理建议。围绕这个话题，可以有不少局部意义的解释，譬如，我曾认为，在眼下这种市场化的“资本出版”和“数字阅读”时代，一个成熟理性的小说家，除非你打算遗世独立，除非你只想自言自语，除非你已经修炼到出神入化，瞒天过海，即使放屁屙屎都会有人大肆追捧的非人境界，否则，你就必须要给投资推广自己作品的出版机构提供巧妙恰当的营销话题，必须放下臭架子了解一下身边的读者究竟喜欢什么需要什么。这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也不是打着几个貌似神圣庄严的古板旗号就可以自欺欺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对于作者而言，应该挖空心思地主动配合和积极迎合的问题。越是懂得这样做的作家，越是有良心有品格的模范作家；越是“大国者下流”（老子《道德经》）的作家，越是艺无止境不断进步的聪明作家；越是拥有众多稳定读者群的作家，越是比常人更注重作品品质及其意义的可靠作家。

　　基于此识此想，我对自己写作性质的说明和要求是，“一个寻找和发现读者的阅读欲望，并且尽量五光十色地去满足这种欲望的过程”。所以在我看来，“寻找文学存在的理由”，其实就是去寻找“消费趋势” 甚至“市场卖点”。挑明这种态度，没必要脸红心跳。

　　我写过一篇名为《媒体媚俗的文化真相》的东西，基本上给出了我眼中的好作家和好媒体模样：他们都痴迷于同更多的俗人而不是少数雅人交流意见和交换资源；他们很厌恶生硬狭隘的单向话语霸权，为之深感内疚和害臊；他们发自内心的危机感就像胆结石，终日排遣不去，十分害怕无源之水的惩罚和无人理睬的冷落；他们是一伙热衷于凑热闹、开玩笑、藏猫猫、装糊涂的真实的人；他们接受、适应并支持读写双方的互动询辩和沟通；他们经常光顾感兴趣的BBS游览猎奇，发言跟帖，而且事后敢于承认，毫不隐讳；他们不像有些虚伪矫情的文人，既要在网络上大张旗鼓地张贴文章，又拼命声称自己从不上网；他们城府不深，心眼不多，不怕说错话，不怕有弱点，在多数时候并不拒绝成为消息灵通的学问家或人模狗样的评论员，也决不排斥文化痞子或审美瘪三的角色客串；他们不搞神秘主义，不搞党同伐异，最讨厌拾人牙慧人云亦云；他们心明眼亮，同时童心不泯，看见好文章不是充满嫉妒和封杀嘲贬，而是恨不得那些美文巧句都是自己写的……总而言之，他们既不是圣人也不是古人，既不是超人也不是巫人；更不是伟人和死人；他们生活在生活的现场，写作于写作的现实。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为什么要写作的全部理由。可是，作为一个主动觉悟了“作家‘谄媚’读者，才会使读者‘谄媚’作家”的真理，进而深深获益于这一伎俩，方才复活重生的写作证人，我确信周政保形如“媚俗”（决非庸俗和恶俗）的理论劝告是站得住脚的。如果到了今天，作家们仍然对“媚俗”不齿，对之严重误读或误导，那就等于忘了，人类文学史上的所有伟大或优秀作家，没有谁是不在乎读者的，没有谁的艺术和思想是不愿或不能与人交流分享的。

　　另一方面，周政保指出，“假如小说写得很粗糙，很不讲究，故事编不圆，不仅乏味而且漏洞百出，甚至语言也不过关，那你的小说即使是关注了现实，关注了让你痛心疾首的社会问题或人的生存状态，但因为没有新鲜的发现，也少有吸引人读下去的叙述或表达，那你的关注仍只能停留在一厢情愿的阶段”。这个问题是文学具有生命力的前提，显然很容易理解。他随后又说，“容易产生误会的是‘关注现实’，它很可能让人曲解为‘关注现实’就是‘紧跟形势’，或生活中发生什么就写什么——其实不然，这里所讲的‘关注现实’，实际上是指小说创作怎样才能顺应与满足读者的精神的或情感的需要，就现实而言，绝不止于眼前现实……更重要的是那种与现实相关的精神状态及情感意蕴，甚至是那种体验的‘现实性’或‘现实感’”。

　　我感觉，他的这段看似拗口，实则简洁的逻辑表述，是真正说了一句“什么样的作家才是好作家”的大实话。此话的批评范围，几乎已涵盖了当代所有作家的存在姿态和前进方向。■

 　　　　　　　   　（原载《北京文学》， 本篇略有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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