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

【字画控诉心健课之一】

（一）余秋雨和王朔的短兵相接，以及周涛是谁　　　　　　　　　　　　　　　　　　　　　　　　　　　

　　　　　　　　　　　                  杨 杰

　　按语：如果你纯粹是被标题吸引来的，先别骂我“标题党”。这种讲话方式事出有因。第一，前阵子余秋雨先生十万火急发了篇《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开篇就说“这些问题牵涉到文明启蒙，因此需要赶紧发言”。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点开一看，原来打着给学生讲课名义对天下人传教布道。我在心里对他说，您真是博爱无边，雅兴灿烂，自己有话想说，偏要祭出一些冠冕堂皇急死忙活的借口，什么“文明启蒙”，还要“紧急回答”。有些小题大做了，一点溃疡就放大成民族伤口、历史警报或者全人类的难言之隐。哪天我也这么“标题”一下，以实际行动向您学习和抗议。

　　第二呢，最近看了美国一个心理学公式，说心健和长寿的秘诀之一是“字画控诉”（或曰倾诉）。其中一条是，你把最近让你时常惦记和念叨的人物，在脑子中理一理，用文字书写出来点评几句，用图画勾勒出来凝视片刻，然后问问自己“为什么”。再后，与他人交流分享你的感受，听听别人“为什么”。据它说，这样做是一种科学保健，能有效预防、缓解、清理心理疙瘩和思想垃圾，避免精神上犯病。还告诫，对于个人心健而言，此事不可小视，不可怠慢。

　　不可小视自然就是“事关重大”，不可怠慢自然就是“赶紧行动”了。所以我的标题成了：事关重大，赶紧说话。

　　我就以编制流水账的方式，想起一出是一出；如今眼下，在文艺界、体育界、影视界、学术界，谁让我心里发堵梗塞，就把谁扯出来控诉倾诉一番。这个名单还真不短，容我细水长流分而论之。今天要说的是：余秋雨和王朔的短兵相接，以及周涛是谁。 

　　余秋雨才情的雅致和饱满，货真价实，思辩的可靠性也没有多大争论余地。甚至于，在他的华章美文里，屡见不鲜的创造性遣词造句，不仅相当贴切好看，我以为对现代汉语的演变进化也是一种值得注意和赞赏的贡献。但是如今的余秋雨，好为人师的兴致大了些，像我前面说的“文明启蒙”“紧急回答”之类，近乎多此一举。他对王朔的反击，基本观点是立得住的。王朔把“作家”等同于“小说家”，确乃信口开河的短浅偏陋之见。王朔国学根基浅白单薄，是他自己也承认的，多年来他用心爬剔过的古籍大概只有《红楼梦》。他未必清楚或认可，中国文学史是从《诗经》开始的。而他“小说唯上”的思潮本源，追溯到最远的源头，也不过明清发轫。明清以后，小说才作为一种具有丰富样本的独立文体面世流传。演化到今天，小说家已经是作家群体的显族，一个声势浩大的种类。但是山高遮不住太阳，小说家之于作家，仍然是子嗣与宗族的关系。你不能因为自己是写小说的，就否定其它文体和“非小说作家”的存在及其合理性。

　　当然，王朔各种秉笔直书口无遮拦的怀疑和批判，有必要也有意义，但我觉得他最有力量最有价值的发言方式，是通过小说作品实行文学性的批评，而不是粗口成章指手画脚地骂街尿阵。事实上王朔的言论文章写得并不严谨漂亮，他善于破坏不擅建设，长于叙事短于论理。如果去掉王朔的署名，把他那些逞弄口舌的贫嘴杂文散文檄文访文丢进BBS，有多少人会像赶集一样趋之若鹜？前几年在天涯和网易的文化论坛有人这样试过，尽管试验者数次给它撑杆顶帖，还是没几天就石沉大海，溅起几朵水花就无声无息了。

　　在总体感觉上，我觉得王朔和余秋雨挽袖子骂架，纯属大白菜和胡萝卜争论谁的营养价值更高的闹剧。余秋雨搬出1961年自己获得上海中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的事例反讽王朔，试图证明自己资历在前，成名在先，这种论据的说服力实际上微乎其微。我个人知道并喜欢王朔作品，是1986年春天，是在《当代》读到了他与沈旭佳（王朔前妻）合著的《浮出海面》之后。1989年我在北京旁听一个有点像文学批斗的会议，见到了倍受歧视时年31岁的王朔。他那时腼腆谦和，说话和风细雨，见人点头哈腰，毫无跋扈之相和所谓痞子之风，给人印象极好。而我第一次记住余秋雨，大约是知道王朔十年之后的1996年，是在一份生活类杂志上读到一篇讲述师生情的文章方有耳闻。1998年前后，首次拜读余秋雨作品《文化苦旅》，感觉还好，觉得意蕴舒隽表达清丽，学理缜密逻辑明晰，历史想像力和现实洞察力都很阔绰灵异。但是，就纯粹的文学价值和写作功力而言，我当时乃至今天都认为，在玉树临风的余秋雨前面，还站着个伟岸坚挺的周涛（余秋雨与周涛年纪相若，据我所知，他俩也是认识时间不长但是性情相投的朋友；周涛原先是著名边塞诗人，后来改写散文，乃军旅作家群公认的翘楚才子和中国散文界巅峰级美文大家；周涛90年代初期出版的《稀世之鸟》《游牧长城》等散文著作，曾令文学界拍案惊奇，视为奇书；2000年出版的《山河判断》，同样是一记力大势沉的老拳，打过来让人呼吸困难；周涛个性狂放，思情野烈，文风雄峻奇妙，向来目中无人，其人其事其文，皆有强烈传奇色彩）。90年代初期，周涛的文学影响力野马脱缰，蹄声裂耳。我那时爱不释手地看完了周涛赠送的所有雄奇散文，惊为神异之笔，以为无有同侪。自1989年始，周涛与刘亚洲、钱钢等人分工创作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望长城》脚本《东方老墙》，由此围绕长城遗址纠缠数年。事后周涛很不过瘾，便以此为由头，笔走龙蛇，另开一桌，出版了单行本长篇散文《游牧长城》。这本书在当时的文坛和学界争相传阅，产生了极大争议和震撼。然而，生活中的周涛，偏域西北大漠高原冰川之间，隐居恬淡，除了军队文化圈和诗歌文学界，知其名号诗文力道者，并不众多。余秋雨介入文学写作前，对周涛或许所知了了或许一无所知。但是随着余秋雨对文学江湖的进入越来越深，我知道，只要他继续前行，迟早会面对周涛这座神山。后来，在“文化苦旅”时，他确实不得不面对了，也确实不得不领略和惊异了。他主动结识了周涛，感慨道：“我认识周涛很重要”。 两人成了知音，余秋雨更是惺惺相惜：“我在文化界少有好朋友，周涛是其中一个，眼睛一对就是同类。”

　　很多人都知道贾平凹是小说家，却不清楚，贾平凹散文著述一样丰厚精怪，与周涛、张承志、余秋雨、史铁生一道，被主流视线看作当代中国文坛第一流的散文家。对周涛和余秋雨的评价，贾平凹有句形象逗人的俏皮话：“我看到我门口的路，我就想这一头往那儿走走到底是周涛，这边走到底是秋雨，真好！”贾平凹这种看法其实是普遍存在的。由于余秋雨文章有一种精巧的阴柔典雅之美，许多抱有欣赏之心的人，包括我在内，习惯于在私底下将周涛与余秋雨排比配对，认为这两人一刚一柔，一阴一阳，一南一北，一文一武，颇有珠联璧合之品相。我的言外之意是，如今的大众舆论，大有把余秋雨塑造成当今第一散文高手的夸张态势，这并不是客观描述和真相反映。余秋雨自己亦不能心领神会乐见其成，将舆论的电筒光柱当作攀高的电梯——那光柱看似壮丽冲天，实则电门一关，尽皆虚无；光阴荏苒，难免飘渺。

　　凤凰卫视1999年的“千禧之旅”，加深了我对余秋雨的了解。依据个人审美口味，我很是喜欢那些“秋雨日记”和一路逶迤泼洒的各类秋雨文章。当然我也很早就发现了他的散文存有不少缺漏欠失，比如他在《废墟》里写道，登月是伟大的，因为发生了“挑战者号”陨落的悲剧（大意）。可是我们都知道，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是1986年出事的，它不是登月飞船，其使命与登月毫无瓜葛。暂且不表这些吹毛求疵的陈年旧瑕，回到当前来看，秋雨老先生最让我别扭不解的地方，是他在网络博客里大张旗鼓地张贴自己文章时，经常刻意声明说，我从来不上网……我从来不看网上的东西……网上的这个事那个事是某某记者或者谁谁谁转告我的……我只看电视不看网站……云云等等。我真费解，干嘛呢这是？上网怎么了？上网等于逛窑子偷汉子不入流了？丢人跌份了？有辱斯文和身份了？到底是怎么了？是有井绳后怕心结？财主施舍心态？或者对新文化隧道和新文明子宫叶公好龙？……即便真的不上网不互动，也犯不着这么突兀生硬地四处申明反复公告。一个号称“行者无疆”的学者和作家，一方面愿意和渴望获得网络上的读者，另一方面又竭力表态与网络读者界限分明同日不语——如果这不是一种虚伪，那是什么呢？老迈疲软？武断霸道？刻舟求剑？画地为牢？得了便宜卖乖？还是云深不知处，只在此山中？

　　这种奇怪的言行破坏了我对他脚程的期待和声誉的信赖。

　　王朔讨厌余秋雨，给我的印象是，在很大程度上所折射出来的，是北京男人对上海男人一以贯之的不屑和成见，是江湖野人对名门正派根深蒂固的不恭和排斥，也很像皇城遗老遗少对外埠举人进士的本能妒忌和无礼欺压。王朔的那些一逞口舌之快的牢骚和挖苦在学理和道理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能当真。他早不说晚不讲，偏偏选择某一个莫名其妙的时机发炮，一定有他别有用心的盘算和目的。例如他要推销一本希望钱途大好的新书，以及他要推广某个前景不明的项目。人到中年的王朔，小商人的市侩精明和婆婆妈妈，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时代焦躁感不是清淡了而是油腻了。所以余秋雨为此愤懑动气，并且一本正经地较真还手，正中王朔下怀。在这方面，余秋雨应该像大智若愚的张艺谋学习。老实巴交的张艺谋与喜怒无常的王朔曾是同屋共寝的熟友，当他听说王朔无情无义地出口骂他“臭大粪”，尽管气得双手发抖，但硬是咬住牙关半个字也不回应。他压根不搭理他，即使被人问到脸上也只一笑置之。谣言止于智者，口水和骂架止于哑巴。张艺谋在“臭大粪”问题上装聋作哑，实乃最佳退敌之策，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显示了大聪明大智慧。

　　有时候，沉默确实是强者的哲学。不沉默，说明其者尚不强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