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杂谈之·张五常

    “改革开放30周年”这种话题，迫使人在心底深处对“革新”“变迁”这些本已麻木的字眼，进行复读和追忆。1978年12月18日，那届众所周知的会议宣布，“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大多数人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发展和衣食住行上。这一事件，对于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的人来说，这辈子都无法回避和淡忘。1978年的时候，我们刚刚懂事，1988年，刚刚成年；1998年，正值而立；2008年，以一定的经验值和说服力来指证这30年的是是非非，让“那时候”和“这时候”不断地对比和对质，目的也许是，便于自己和他人对“将来”继续抱有不太确切但很真挚的期待和指望。

    30年来，最早的革新和最大的变迁，自然在于思想和观念。30年来，总有那么几个人被历史所选择，越众而出，对我们这代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深入骨髓的影响。时至今日，他们有的仙逝，有的健在，想起来看上去，都让人情似阡陌，心如大海。对我个人而言，在最难忘的几个人里，香港的张五常非常特别，他在一个特定时期里，以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式，使人醍醐灌顶，真知影响世态，箴言启蒙人生。这个学贯中西、文笔生动的顽皮老头，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是我们那批生活在沿海经济特区的年轻文人和学人中，最受欢迎的精神偶像之一。我甚至认为，张五常其人其作，称得上一部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客观学术字典。作为一名蜚声国际的经济学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他是受到西方国家公认的最好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与此同时，无数中国大陆人也心知肚明，他是唯一一个能够直接沟通欧美发达国家最顶尖经济学智库的华人学者。

    同样重要的是张五常著书立说的表达方式。一个复杂枯燥的经济课题或社会现象，经他一说，通俗易懂，还趣味盎然，这对于开放之初的中国国内读者，实可谓心智大开，妙不可言。

    1990年，当时在海口一家报社从事编辑工作的我，通过香港《信报》，第一次读到了张五常的文章，内心震动不已。那时的沿海特区里，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多如牛毛，使来到这里的我们每一天都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极大刺激，尽管如此，张五常特立独行的大量言论依然是鹤立鸡群无与伦比的。由于工作关系，我那时结识了不少香港朋友，比如萧仰道先生（桂林香江饭店港方董事总经理）。与人们通常印象中热衷于吃喝嫖赌的香港人不同，萧先生知书达礼，儒雅温厚，与我一见如故，忘年而交，几年中只要碰了面，总要找个安静地方聊个没完。正因为他的介绍，我格外关注张五常这个名字。萧先生经常从香港带一些当时在大陆属于“违禁”的报刊书籍送我，使我比较多地阅读了张五常的一系列作品。坦白说，我此前从未见过这种风格的“经济学文章”，其深入浅出和直言不讳，扣人心弦，振聋发聩。之后我知道，大约在1983年到1986年，中国国务院曾聘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佛利民做顾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陆译作弗里德曼），在当时的总理与佛利民的几次会面聚谈中，作为佛利民的密友，张五常往往在座，因而他对中国当时的最高层“改革内情”，相当了解。进一步又得知，实际上，张五常的文章一直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列入“参考汇情”里，在大陆拥有数量很少但极其重要的读者。那时的普通百姓只是因为无缘和无法拜读这类文章，才不识其名，不甚了了。那几年我先后发表了《我们去南方》和《天涯一片云》等小说作品，可以说，我自己心里最清楚，正是张五常等人的思想观点，帮助我确立了作品中主要人物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30年来，张五常美文等身，仅仅涉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论述文章，就车载斗量了。他也是几十年来被认为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令我惊异的是，直到今天，张五常设在搜狐、新浪的博客仍然十分活跃，老人家一如以往，看问题一针见血，讲故事妙趣横生，即便有时老气横秋，也老得够理够辣够直白，叫人忍俊不禁。

   张五常论述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时评里，其《信报》的“论衡专栏”影响甚大，其中一篇《邓家天下》更是脍炙人口，一度在大陆被广泛地手抄传阅。我就把自己收藏的这篇《邓家天下》附在文后，与博友们一起回看张五常老先生20年前指点江山的卓然风采（杨杰注：原文为繁体字，此次转附改为简体字；另外，文中用粗体字强调的字句，均为原《信报》编辑所加；还有，“论衡”是张五常首次在报刊上撰写专栏，按其自述，这对于当时已经20多年没有用中文书写的他来说，“其苦处不足为外人道！”）。

邓家天下

（1984年1月6日刊载于《信报》张五常“论衡专栏”）

         张五常

    两年多前，一位常到上海做生意的香港朋友到我在西雅图的家作客。饭后他到我书房谈天，见墙上挂着一首毛润之的清平乐，一首辛弃疾的满江红，此外文件及电脑资料堆积如山，但一本书也没有。正想发问，他突然见到在书房内堆得井井有条的全套贝多芬唱片之旁，竟然放着几张邓丽君的唱片。他冲口而出：“哈！邓家天下！”

    我知道他的意思——邓小平、邓颖超、邓丽君在中国的声望，比之当年的宋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于是指着墙上的清平乐，打趣地说：“毛泽东这般豪情，却容不了贝多芬，邓小平不见有什么文采，竟然容得起邓丽君；看来中国真的是开放了。”那时是在1981年6月北京召开六中全会之后。该年初曾有过“压制走资”运动，而邓丽君的歌曲在中国竟能屹然不受影响。三年一度燕归来，最近的“反精神污染”运动，邓丽君就不能幸免了。

    我一向认为在共产政制中，邓丽君这种人最刺眼。这种人不只包括红透半天的歌星或电影明星，也更包括数一数二的钢琴家、小提琴家，网球或高尔夫球好手。这些“超级明星”给一般人的印象，就是表演者只需花几小时的劳力，就可满载而归。在私产制度里，娱乐事业中的表表者（杨杰注：意为佼佼者）可成巨富是事实。在美国，球星如波格（Borg）、辛普森（Simpson）等人，在电视广告上喝一支汽水的收入，就足够普通人一家的终身享用。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范畴内，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这些现象的发生是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全盘错了。红透半天的明星可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劳力怎可以赚这么多钱？若非单靠劳力，那么这些明星的“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呢？事实上，不单只资本家对这些明星的劳力要阿谀奉承，就是政府对他们也得礼让三分。例如美国政府要抽阿里的税，他就跑到非洲去拳赛；瑞典政府要抽波格的税，他就索性跑到蒙地卡罗去作市民。

    马克思的理论错在两个基础上。第一，价值与劳力并没有一定的关系——所有的价值不是单从劳力得来的。第二，马克思的资本定义，因为缺乏了一般性的概念，矛盾甚多。正如费沙（Lrving Fisher）指出，所有可以导致增加收入的东西都是资产。这当然包括相貌、天资及劳力。在这个广泛而正确的概念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就毫无剩余可言——因为他所指的只不过是劳力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的收入。在自由市场里，每一个人都是资产的拥有者——明星也不例外。

    不要以为邓丽君的名成利就只靠她的天份及相貌就可不劳而获；也不要以为钢琴名家的收入较为合理（杨杰注：原文如此），因为弹钢琴的技巧是要苦练而成。时代曲我听不懂，但单看邓丽君在台上的举手投足，又何尝不是千锤百炼的功夫？我们又怎能以自己所好或不好，而去否定市场的价值？邓丽君的收入可不是剥削听众而得来的。

    这其中有一个极重要的含意。虽然我们每人的际遇不同，资质各异，但每人都有自己的特别天份。要追上大明星的收入当然不易，但要发掘自己的天资而增加收入是人人都希望的。在概念上，明星的成就与任何事业的成就无异。士农工商的知识投资，跟明星的勤修苦练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共产政制昔日容不得刘诗昆、容国团，今日容不了刘晓庆，又怎能容许知识投资去争取收入？要搞经济现代化，又要以剩余价值压住天资的收入，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最近中国禁止邓丽君的歌曲，当然还有其他的含义。一般中国人所知的国际明星恐怕就只有邓丽君一人，这种人是马克思理论解释不了的怪物，但亦只有在所谓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才可产生出来。在一个知识贫乏的国度里，以攻击或赞扬一个形象的方法来达到教育或改造群众的目的，是可以减少宣传费用——这是中共惯用的手段。要扫除对革命励进有障碍的文化，孔夫子备受攻击；要留难知识分子，贝多芬和莫扎特都要受无妄之灾；要反资本主义的污染，邓丽君是一个很适当的人选！

    但我以为，这次“反污染”对一般中国人民不会有多大影响。三十多年来，中国左反右反的政策不计其数，到如今，一般人对因政权斗争而大字标题的“反”，应早已缺乏兴趣。新年除夕，我驾车漫游，无意间我将收音机转到一个中国大陆的电台，歌声传来，唱者竟然是邓丽君！（完）

　　不知是谁因此编了个段子，先是在QQ里流传，后来在手机短信中扩散。2007年夏天的时候，短时间内，同样内容或类似说法的短信可以收到几十条，转发率奇高，让人一次次在费解中好玩，在好玩中进一步费解。

　　这种说法，确实是有根有据的。事情得从窦鹏说起。窦鹏的堂哥，乃众所周知的王菲前夫窦唯。窦鹏出身于中央音乐学院，曾是一名很西化很前卫的创作型摇滚歌手，早在1990年代初期就出过个人唱片以及与多个知名歌手合辑的卡带，先后在黑豹乐队、崔健乐队、中国广播艺术团充当键盘手和歌手，后来专事音乐制作，担任过华纳唱片北京制作总监。最近几年，顾长卫的《孔雀》《立春》两部影片的作曲，范冰冰个人专辑的监制等等，都是窦鹏。

　　1993年，窦鹏在央视主办的英文歌曲演唱大赛中摘得大奖，晋身国内一流摇滚歌手行列。同一年，窦鹏在杭州商演时结识了年仅17岁的周迅。那时的周迅，是浙江艺术学校校花，为当地几本美女挂历做过摄影模特。她与同龄的大多数女孩子一样，青睐和崇拜言行扮相另类叛逆的摇滚青年。窦鹏的才气、个性和乐队背景，对她来说具有强烈的磁力。这一年，她以女粉丝和女朋友身份，跟随窦鹏来到北京生活，通过窦鹏的人际网络，开始近距离接触北京娱乐界的几个张力和能量都很强的明星圈子。她少女年华中最豆蔻的5年，是作为窦鹏的女友度过的。那期间，迷恋音乐的周迅曾在夜总会演唱谋生，并在不少影视剧里跑过龙套。1996年，窦唯与当时已蜚声华语乐坛的王菲结婚，在周迅嘴里，王菲成了她的“嫂嫂”。在那时，贵为“国际天后”的王菲是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影响力非同小可，自然而然地，人们在介绍窦鹏或周迅时，总是说，这是王菲的xxxx。知情人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正因为王菲和窦鹏的因素，1998年，22岁的周迅得以主演了娄烨的“地下影片”《苏州河》。此片虽在国内禁播，但在国外数个影展上获得好评和奖项，周迅由此渐露头角。她在片中哼唱的歌曲《恍惚的眼前》，词曲作者正是窦鹏。不料，拍摄此片时，假戏真做的周迅与男主角贾宏声产生恋情（贾宏声是周迅男友名单里唯一与王菲毫无瓜葛的人）。事情传出后，窦鹏翻脸，两人旋即分手。

　　1999年，周迅与朴树在合拍高晓松的处女影片《那时花开》时，再次移情别恋，与朴树秘密拍拖了一年。有意思的是，朴树的音乐制作人张亚东曾是窦唯妹妹窦颖的前夫，而且也曾是王菲的音乐制作人。

　　2000年，身高160cm的周迅与比她小5岁、身高185cm的宋宁发生了姐弟恋。宋宁既是模特，也是演员，他最露脸的一次演出是在今年央视热剧《相思树》中饰演萧晓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80后的宋宁竟是王菲前夫窦唯第二任妻子高原的表弟。

　　2001年，张纪中的《射雕英雄传》开拍，男女主角李亚鹏和周迅把戏里的恋情蔓延到戏外，上演了一场轰动一时的“靖蓉恋”。为此，李亚鹏抛弃了女友瞿颖（张亚东现任女友），周迅则断绝了与小弟弟宋宁的交往。而天下人皆知，今天的李亚鹏与王菲是什么关系。

　　就是说，冥冥之中，周迅与王菲之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神秘联系。这种联系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孰大孰小，没人能够说得清楚。可以确认的是，这种极富戏剧性的事态和现象，在演艺圈独一无二绝无仅有。但是，细忖之下，这一切的肇始和关键，实际上都源起于窦鹏，也缘系于窦鹏，正如周迅自己说的，在她所有相处过的男友中，窦鹏对她的一生产生了最大最深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觉得，与其认为周迅与王菲有什么神秘联系，不如干脆说，周迅与窦鹏在社会关系方面千丝万缕的某种遗存和叠合一直断而未绝，有时若有似无，有时于无声处，终究因为“世界太小”而反复巧合和接续，只是因为王菲的名气更大，人们便习惯性地“厚此薄彼”，有意无意地绕过窦式家族，而将王菲拎出来说事，无非是希望引起更多人注意罢了。（完）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就曾听说有位号称“营销大师”的人，在对他的企管学员们演讲时说，假设，你的企业是生产奶制品的，面对当前的市场危机，该如何化险为夷呢？我给你们出一个主意——找政府的质检部门，给自己的产品贴上一个“没有三聚氰胺”的标签，我敢保证你的产品比以前的销路更好，这叫借力使力，草船借箭。

　　这位姓郭的“营销大师”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本意是想论述“危机也是一种机会”的说法，没想到，他信口预言的情形，竟还真的出现了。在北京，人们发现超市的酸奶专柜上，果然出现了很醒目的“未检出三聚氰胺”质检标签（超市暗访：“无三聚氰胺”贴标乳品上市http://healthblog.blog.sohu.com/100620028.html）。从搜狐健康博客群的报道上看，比标签本身更重要的信息是，“并不是所有酸奶上都有‘未检出三聚氰胺’标识”。

　　这说明了什么呢？第一，这如同我们在大街上看见一些人举着标语说“我没有艾滋病”“我不是杀人犯”，或者“此地没有三百两银子”。1993年在墨尔本街头，我曾看见几位参加示威活动的妙龄女人把口号写在自己外衣上，内容是“我不是男人”。她们当然本来就是女人，可是如果一个女人被逼到不得不大声告诉别人“我不是男人”，看似滑稽的模样背后，一定有着非人的、愚蠢的或者糟糕和可怕的事由。

　　第二，市场最怕什么？不怕偷，不怕抢，甚至不怕天灾和战争，最怕的，是政府监管部门“厚此薄彼”。因为，那是“不公平竞争”的最高级表现形式之一。也许，政府部门是出于好心，是相信“榜样的力量”，同时也希望显示自身的坚强存在和“有所作为”，但是如此干预市场，思维简单，手段粗糙，矫枉过正，贻患无穷，热心帮了倒忙，好心办了坏事。在市场经济很成熟的发达国家，这种做法是一种很大的忌讳，避之唯恐不及，之于市场，那里的政府既不会随随便便地越俎代庖，也不会适得其反地抱薪救火，更不会昏头昏脑地乱上添乱。

　　瞅瞅下面这张照片，形形色色的酸奶柜台里，贴着“未检出三聚氰胺” 红色标签的产品，显然夺人眼目，鹤立鸡群。那么，你这是在“重点监管”呢？还是在“重点推荐”呢？

　　那么，这些标签在身的酸奶，是不是酷似那些公开声明“我不是男人”的女人？或者说，酷似那种“化危机为机会”的营销高手？

　　那么，那些没有标签的酸奶，是不是很像没有介绍信的不速之客和没有户口的黑户？或者说，他们被归类为脸上没有刻着“刑印”的守法标兵？……他们应该为此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

　　不管像什么，让它们以这种不相同、不平等、不公平的方式面世和上市，都是荒唐的，不对的。如今人们都知道，一种惩戒制度或者奖励制度，其最大的误区在于，受到惩罚或奖励的，总是集体或系统中的某一个突出成员而不是整体。尤其是，有意无意间，错误行为反而得到了明确或变相的奖励，你想要A，但由于头脑发昏、自以为是或阴差阳错反而奖励了B，结果，你很可能得不到A，而只能得到B。

　　要么统统贴上标签，要么一概撤下货架。依法行政的核心理念，其实就是四个字，“一视同仁”。踢一个，搂一个，那算什么？老问题未解决，又制造出新问题，什么时候才能没有问题？（完）

　　2002年韩日世界杯后，赵安就失踪了，有事找他，两部手机都不通，问了几个相熟的人，都说没见着，还说，可能躲进哪个小女友屋里度假去了。那段时间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上海台一个谈话节目里，他作为嘉宾，在里面眉飞色舞地谈论一种文化构想。那个节目播出没几天，忽然听说“赵安进去了”。找央视的朋友打听，有义正词严的，板着脸说，此人利欲熏心，以权谋私，党纪不许，国法不容；态度温和一点的，也说，他交友不慎，因小失大，被人扯出萝卜带出泥，栽了；与他关系龃龉的，则说，这是活该，这种一手遮天的家伙，早晚要出事。还有人认为，此案不过冰山一角，但是公开揪出一个赵安，敲山震虎也好，打草惊蛇也罢，都算是一件以正视听的大好事。

　　总之，一夜间，赵安身败名裂。在电视文艺界，因赵安受到直接或间接牵连的人为数众多，有名有姓者也不在少数。在全国范围内，许多与赵安有关的文艺项目不得不异变，甚至搁浅和下马，给不少机构和个人带来很大麻烦和损失。因此，赵安出事，千夫所指，几无同情者。

　　一晃六年过去了。就在人们差不多忘记赵安是谁的时候，“赵安提前出狱了”。这个消息虽然没有“胡汉三回来了”那种戏剧效果，而且在他“退隐”数年的日子里，江湖景象白驹过隙一日千里，与他在位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毕竟，赵安这个名字曾是一座黄金地段的高楼，建造起来耗时不菲，拆迁起来也决非一日之功。这个名字一旦高调重现，很难让人视而不见。出狱以后的赵安将何去何从，自然引起广泛注意和猜测——在被主流体制彻底抛弃后，在如今这样一个“骂名”和“恶名”同样具有高价值的社会里，他今后的存在姿态会怎样定位和运转呢？

　　目前的中国，每年刑满释放人员大约三四十万，解除劳教人员大约十余万。在这个特殊群体里，尽管惯犯很多，出狱后恢复和反复作案的人不计其数，但我们要承认，相当多的刑释人员并不是怙恶不悛、屡教不改的坏人和恶人，相反，其中能工巧匠不少，才子佳人不乏，他们过去的某些罪行并不应该总是成为现在和将来遭受长久非议和歧视的依据。我们更应承认，出狱后的他们，已是“无罪之人”，已是“正常人”。在法律意义上，一个人坐牢服刑，就意味着为自己此前的违法犯罪行为“赎罪”了；而刑满释放（包含法定减刑），意味着这个人罪案已销，身心自由，起码的生存权利和职业发展权利，一样受到法律保护。赵安作为前央视著名文艺导演，曾经唯一连续六年获得“星光奖”（中国电视文艺最高奖）一等奖的电视文艺导演，专业技能和艺术才华肯定是有的，只不过，以前的赵安属于典型的“晚会专业户”，凭借央视文艺部主任身份，通过导演春晚以及其它一些主旋律大型晚会而获奖成名，说起来更像一种“职务荣誉”，让人十分怀疑假如离开这种平台和失去这种资源，他还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活滋润，能不能照样活得“很有才”。众所周知，在中国，最大型的那些晚会，一定会理所当然地获得最大型的那些奖项，不管它的导演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二麻子。我们还知道，那些最大型的晚会，无一例外都是政府主办的，那么，政府有关方面会不会像文件里常讲的那样，“悔过自新，改正错误，就依然是个好同志”，从而不计前嫌，用人不疑，让赵安这类人发挥所长，继续参与操办或者以变通方式策划打理那些政府出资的晚会呢？换言之，一个犯有前科的专家，是否有权利有机会在他独擅其场的行当里，体面地重操旧业呢？

　　我相信，多数人和我一样会认为，这是难乎其难的了。以中国国情来看，又红又专的人，才能称其为“主流专家”和“人民艺术家”，才能占有资源和深受信任；中国又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国度，绝不允许一个声名狼藉或者存在名誉污点的人，拥有“为国效劳”的机会。赵安想回到从前，想旧梦重圆，难于上青天。既然如此，出国吗？似乎也行之无效，因为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制造那么多五花八门的电视晚会和歌功颂德的宣传典礼。再一方面，国内文艺庆典、企业庆典、婚礼庆典、商业艺演一类的活动也不少，市场非常大，赵安如果用心介入，颇有用武之地，问题是，一度“堂而皇之”的赵安，一贯“高屋建瓴”的赵安，面对这些以往根本看不上的“小工程”，肯不肯放下架子屈尊低就呢？如果不肯，高不成低不就，该如何是好？干脆转行？索性消匿？或者开办舞蹈学校或经纪公司？

　　赵安的例子再次证明，中国文艺界普而遍之的“职务荣誉”，说穿了，其实是一种“职务悲剧”，是一种“伪艺术”表现形式。有了某种文艺职权，“你不行，说你行，不行也行”，越是位高权重，越能显得才华横溢不可一世，貌似艺术高手或大师。没有了职权，“你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若是触犯了刑律，更加完蛋，开除党籍和公职是不必说的，很可能就此一蹶不振，再也得不到组织关心和社会承认，永无翻身出头之日，这辈子就算毁了。当代的中国文艺，直到今天，在骨子里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官本位文艺”。

　　赵安出狱了，面临着下岗之后的再就业难题，面临着重新寻找社会阶层立足点的难题。在本质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阶层或阶级结构，是一种由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社会利益关系构造，所以，我以为，假如赵安希望东山再起，未来的最佳出路只能在于“娱乐市场”，只有走向市场，走进市场，残留在他身上的文艺价值才具备交换价值。娱乐市场不是文艺官场，它只关心卖点，不在乎道德好坏，要么美名远扬，要么臭名昭著，二者都是娱乐市场的宠儿，都是赚钱的不二法宝。实际上，赵安以前搞的那些冠冕堂皇的晚会，本就是一种娱乐大众的东西，现在需要做的，是把夹塞在里面的生硬使命和说教嗜好弱化或去除，使艺术更还原一些，使娱乐更纯粹一些。我知道，赵安一向喜欢刘欢的《从头再来》这首歌，不知最近是否经常想起和吟唱。曾有人将这首歌定义为励志性质的“下岗之歌”，这种理解过于狭隘了。草木一秋，人生无常，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个需要反反复复从头再来的生命过程。摔倒了，就要设法爬起来，不为别的，只因为人是直立行走的动物，生命不熄，就要站着存世。“心若在，梦就在”——想通了，何其简单明了。

　　这种小聪明，这种一贯的掩耳盗铃手法，是谢亚龙这个对足球江湖涉世不深的人想不出来的。很明显，这种招数来自足协里的那些老油条和老公公，他们清楚，在眼下，没有哪条妙计能比黄色秘闻更能吸引公众的眼球，更能转嫁压力和矛盾，只要能够丢车保帅金蝉脱壳，损失一些中国足球的脸面有何不可？何况如今的中国足球本来就没有脸不要脸了。

　　中国球员的好色是毋庸置疑的，一如现在的中国男人普遍热衷于泡妞让人司空见惯。大环境如此，世风早已不古，谁也不必强作说愁，装得跟大义灭亲的圣人或少见多怪的孙子似的。一向“家丑不可外扬”的足协拿这种事大做文章（有证据显示，“开房”消息的外泄实际上是足协人员的有意为之），说明在不堪重负之下，这些人情急跳墙不管不顾了，像一头被捕兽夹夹住后腿的野猪，为了脱身不惜自残，自个咬断自个的大腿，以求苟延残喘，苟活于世。

　　从实际效果看，这一伎俩基本得逞了。

　　当然，一直以来，足协也并不是一个好人没有。1999年5月，张玉宁那批国奥队即将出国参赛的前夜，张玉宁、李彦和隋东亮三人私自溜出下榻旅馆，去广州一家酒吧里寻欢作乐。当时，得到球迷报料的《羊城晚报》记者汪晖（现任羊晚体育部主任）连夜赶至酒吧确认了此事，第二天在报纸上以《国奥球员夜半泡吧》为题予以曝光，一时轰动全国。据周志伟（原《羊城晚报》体育部副主任，现《广州日报》总编辑助理）对我说，这其中有个细节，由于晚报是中午出报，当天上午羊晚编辑部出于尊重，曾将报纸清样提前送给随队督战的原中国足协掌门人王俊生过目，王俊生吃惊之余，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显见是气晕了。那时的王俊生，给媒体和公众的印象淳朴而耿直，治军温和但也严厉，是个眼里容不得太多沙子的大好人。虽然在之后与越南队比赛中，张玉宁和替补上场的李彦分别打进一球，算得上戴罪立功，但王俊生奖罚分明，坚持照章办事，除了批评教育写检讨，还毫不留情地罚了三人5万元。那时候，张玉宁和李彦的一年收入大约只有20万元，而部队选手隋东亮的工资更低，对于这三人，5万元罚款不可谓不高，足以伤筋动骨。众所周知，从那以后李彦就变成一个行为检点的乖孩子了，再也不敢夜不归宿乐不思蜀，时常被人当作“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型事例。

　　2000年3月，李玮峰领军的深圳平安队在客场昆明输了球，尽管如此，还是有数人乘着夜深人静，将自称按摩女的妓女招进酒店房间陪夜。《足球报》根据深圳队外教塔瓦雷斯的秘密报料，公开揭发了此事，却引来一场旷日持久最后不了了之的诉讼。这些年，关于中国足球运动员喜阴恋黑、道德败坏的报道层出不穷，每年都有三四起新科案例丰富着此类话题的素材，以至于到了无此不可称之为“中国足球”的地步了。针对这种事情，我以为也要一分为二地看，从人性角度说，这群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从小就被前门一把锁后门一把锁地囚禁于宿舍里，被要求清心寡欲，如果踢球者非得如此，那么在中国选择足球为职业一定是“不快乐”的。一名球员在青春期中的稳定球技和良好状态需要“性成熟”来支撑，生理欲望受到严重压抑的人不可能保持心理健康，所谓“走训”和“集训”的争议，其焦点正在于此。即便为了参加奥运会或世界杯这样的大赛必须集训，也不意味着这些球员因为足球生计或足球事业，理当或甘愿接受足球的“阉割”。只要没有违法乱纪，没有违反规章制度，不影响训练比赛和行军打仗，严格地说，球员的“私生活”是足协无权过问和干涉的。假若确实行为不轨，违纪属实，正如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从不违反军令的军队一样，犯了哪一条，照章处理就是了，犯不着小题大做上纲上线，故意夸大一件小事的严重性，来遮掩和稀释另一件大事所具有的更严重的真相和原因。往好里说，如此行事，抓住芝麻丢了西瓜，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实乃蠢人误事，庸医杀人。往坏里说，这其实是一种道德更为败坏的行为，企图抛出球员的“生活作风问题”，摆布舆论，浑水摸鱼，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主要责任推到球员身上，“难言之隐，一推了之”，误导和搪塞对中国足球全面溃败的责任检讨和因由反思，反正“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替死鬼和挡箭牌多得是，无论风吹雨打，我自巍然不动——我是足协我怕谁？贼喊捉贼谁是贼？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死猪不怕开水烫，活人岂能憋尿亡，爱谁谁吧。

　　每当看见中国足协胳膊肘向外拐，一副大义凛然状，我就知道，这是黄鼠狼打算给鸡拜年了。对于中国球迷而言，足协既讨厌又危险，而对于中国球员来说，足协同样讨厌，同样危险。这个官商不分、不三不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再不改革重组，天怨人怒就了无宁日。（完）

　　按语：北京奥运会是一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组织最严密、保障最有力、场馆设施最先进、高科技运用最密集、媒体报道最充分、竞技项目和参赛选手最多的奥运会。统计数字显示，这也是历史上竞技水平最高的一届奥运会。作为奥运会的核心主角，运动员的精妙表演和魅力呈现，是北京奥运会最终成为“史上最强奥运会”的关键要素。回首十六个比赛日，经典中的经典层出不穷，奇迹中的奇迹无处不在，那些身怀绝技、技惊四座的杰出运动员，尤其是那些出类拔萃、超凡脱俗的金牌选手，数量之多目不暇接，分量之重举不胜举。在心理学意义上，面对同一类事物时，如果人的关注点超过十个，注意力将不可避免地分散和弱化，有鉴于此，按照习以为常的世俗惯例，姑且列出我眼中最有“北京价值”的十位金牌选手，算是对这届奥运会“价值特色”的一种阅览和解读，以及一种“选本”或“集锦”性质的人物铭志和记忆典藏。

　　（一）菲尔普斯（美国·男子游泳运动员）。一届奥运会荣获8枚金牌，这种神话般的绩效，“倾国倾城”，收获之大也富可敌国（本届奥运会，体育大国意大利以8枚金牌名列金牌榜第9位；而法国、乌克兰、荷兰、西班牙、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传统体育大国的金牌数，都没能达到8枚）。在北京的水立方，四肢比例很不协调的菲尔普斯霸占了与他有关的各条泳道，留给其它国家争夺的男子游泳金牌，加在一起只剩下7枚。就像看见了一只漂浮在水中的UFO，人们对菲尔普斯的地球人身份产生了兴致勃勃的怀疑。“他的确是我生的！”菲尔普斯的妈妈沉不住气了，站出来大声说道。她的话，肯定是对的。其实在心底里，人们都在为菲尔普斯喝彩，对他的壮举乐见其成。事实上，用“壮举”来定义他的举动已经很不准确了。他的举动有待人们发明一个新的词汇来做出恰如其分的描述。他的举动超越了所有运动员相似意义的极限挑战，不仅在竞技领域完成了速度极限、耐力极限和意志极限的综合挑战，也在奥运社会学范畴内完成了“一名个体对一个集体究竟能做多大贡献”的极限实验，即便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体育强国，他一个人的金牌贡献率，竟也占到了全团的将近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在北京以“好莱坞”的方式让世人领略了什么是一切皆有可能的“中国梦”，什么是美国式的“成功学”——那就是，一个人不是因为失败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只要你愿意具有PMA积极心态，愿意相信自己是天地间独一无二、潜力无穷的精灵，并且敢于尝试和梦想，甘于付出和努力，那么，心有多大，舞台就会有多大；那么，1枚金牌与8枚金牌的区别，只在于闲庭信步时你是决定多走1步还是多走8步。在中国人看来，菲尔普斯还很像传说中神乎其技的“浪里白条”，很像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如此人物和故事，俨然一部超现实超自然的武侠影片，其审美情趣正中中国人下怀，所以，他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一点不亚于美国。从世界的角度看，菲尔普斯缔造的惊世奇观，烙刻着深深的“中国印记”，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只要谈论起北京奥运会，菲尔普斯其人其事，都将是无此不成章的压轴情节和重磅篇目。

　　（二）博尔特（牙买加·男子田径运动员）。博尔特的“9秒69”非常可疑，这是亲眼目睹百米飞人大战的绝大多数人所抱有的共同看法，因为，如果博尔特不在冲刺阶段人为地、故意地、忘形地、戏谑地“金刚”一把，在客观上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缓冲”，那么，那天的百米新纪录肯定不止是“9秒69”。我的一位CG工程师朋友将博尔特百米夺冠的画面换算成数据，输入专业编程中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假如他维持最后90米的速率全力冲刺，他的实际成绩将可能达到“9秒60”！……我的天，这听上去让人头皮发麻，不敢往下多想。自打这个1米96的大个子像一发出膛的炮弹，接二连三地轰破一个个看似坚不可摧的短跑世界纪录，我们关于人类究竟还能跑多快的想象力极限，就支离破碎了。人类进化论、解剖学和运动学的一些传统理论观点，免不了也要做出相应的修正和调整。此前，相当多的中国观众根本不清楚牙买加这个国家位于世界哪个角落，如果没有博尔特，很多人的牙买加“知情权”，不知要淡漠或推后多少年。因此，博尔特的飙举所具有的意义，来源于体育，又远远高于体育。即使用“一个人的国家”来形容此事，在某种程度上也并不荒谬。对于北京奥运会，博尔特同样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大标签。他的3枚速跑金牌，是鸟巢里最引人注目的三枚金蛋，所孵化出来的生命骊歌，让全世界目瞪口呆，让全人类荡气回肠。在那种时刻，牙买加人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不起眼的国家忽然变成全球的焦点感到骄傲和自豪，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虽然还是个初入江湖的毛头小子，但博尔特受到了中国观众最高级别的礼遇和宠爱，200米决赛那天，他即将迎来22岁生日，鸟巢里数万人为他齐唱生日歌，其情其景，差点让毛头小子当场哭鼻子。我们随后看到，他如同置身自己的主场，开足马力，风驰电掣，一眨眼的工夫，穿越时空隧道，跑进了未来世界。“鸟巢是我永生难忘的地方！”博尔特语无伦次的感言，发自肺腑，在情在理。

 　　（三）郭晶晶（中国·女子跳水运动员）。能够参加四届奥运会，能够在漫长的四年之后仍然以对手望之哀叹的巨大优势轻松卫冕，而且所从事的跳水运动属于风险率和退役率很高的项目——这样的运动员，搁在哪个国家都是“国宝”级人物。郭晶晶是中国跳水“梦之队”的一种根据，一种坐标，一种灵魂和象征。十余年来，她的跳水录像是国际跳水裁判培训班上最常见的教材和课件，她也是享有最高国际知名度的中国运动员之一。从当年的“跳水公主”到如今的“跳水皇后”，郭晶晶一直被国际跳水界的各国专家乃至竞争对手公认为“世界上最完美的跳水选手”。以她现在的职业价值、文化价值、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嫁给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应被视为“高攀”。我估计，由霍震霆为郭晶晶颁奖，并非巧合，而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策划，极具寓意和暗示，极富戏剧性，也极有意思。近几年的郭晶晶，赛场内外都是一个令人目不错珠的人物，她的身影很难偏离主流视线，再低调也无法不让人高看。【关于郭晶晶的另一些看法：http://yangjiesohublog.blog.sohu.com/42376096.html】

　　（四）科比（美国·男子篮球运动员）。曾几何时，“谁是乔丹第二”这种问题，深刻地困扰着NBA和世界篮坛。现在看来，科比距离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越来越近了。理由之一是，由他领军的美国“梦八”，与1992年乔丹挂帅的那支“梦之队”，相似得快让人分辨不出来了。除了打法不同，身高不同，面对的对手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这两支不同时代的球队，在实力、声望、品行以及奥运会战果上，已然非常近似和一致。作为当今NBA数一数二的全能战士，小飞侠科比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当他决定带着这种巅峰状态和国家使命奔赴北京，为美国篮球的荣誉而战，大家就猜出来了，这枚含金量超重的男篮金牌，基本上可以提前计入美国人腰包。在中国，科比的球迷不计其数，观看“梦八”比赛的球票洛阳纸贵。在每一场激动人心的比赛中，攻守兼备的科比都有招牌式的绝妙表演，他在外线的防卫和截击一如既往地凶悍严密，他在内线的突击和渗透一以贯之地鬼斧神工，显示了独步天下的高超球技和战无不胜的领袖气概。由于他的存在，梦八的实力显得深不可测，球风和球品竟也显得高风亮节和德艺双馨了。这还是当年那个动不动在球场上惹是生非的NBA坏小子么？还是那个时不时在球场外把性丑闻当饭吃的流氓大亨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来到北京并且在这里度过了30岁生日的科比判若两人，球场内兢兢业业，球场外温文尔雅，一举一动都伟岸清朗，堪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了呢？公正地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科比，充分展现了一名篮球巨星最动人的卓然风采，把最美好的一面留在了中国，留在了他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的奥运会上。我确信，是年龄的成熟、心中的责任和对奥运会的尊重，促使一个天使般的科比成为北京奥运会的另一种不可忽略的标签人物。这样的“飞侠”科比，怎能不使人油然想起当年伟大的“飞人”乔丹？

　　（五）马琳（中国·男子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属于马琳也好，王皓也好，或者王励勤也好，之间的区别实在不是很大。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男女项目上都持久居于垄断地位，本土举办奥运会，中国乒乓球选手夺取和囊括金牌，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意料之中。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说起乒乓球，就会不假思索地视之为中国的“看家项目”，视之为中国体育的首席代言物。所以，这个话题无须赘述，说多了显得“多余”，显得“乏味”，还有些“审美疲劳”。不过，抛开私心杂念客观地看，在一届奥运会上，同时囊括男女团体冠军和男女单打前三名，这不是盛景盛况和盛举，又能是什么？既然寻找和评议北京奥运会的“北京价值”以及最火最牛的金牌选手，如果不提及天下无敌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别说蔡振华会生气，就是超级乒乓球迷比尔·盖茨恐怕也不会答应（据不可靠消息，比尔·盖茨最欣赏的中国乒乓球选手，恰好就是此次夺冠的马琳。我原以为他喜欢的是王励勤）。

　　（六）卡纳耶娃（俄罗斯·艺术体操运动员）。奥运会的许多项目都同时具有体育与艺术的双重属性，但是没有哪个体育项目的艺术成分，能像“艺术体操”这样浓烈、直观和唯美。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体操选手的身高通常都“不正常”，男子体操选手一般不超过170CM，女子选手也一般低于160CM，惟独“艺术体操”无视这种桎梏，女选手身高往往接近甚至超过170CM，个个挺拔柔韧，亭亭玉立，容貌秀美，气质高雅，舞蹈艺术与体育技巧相得益彰，被认为是最美丽、最好看、最惊艳的奥运项目。此外，艺术体操选手的赛服，是奥运会上最具“时装化”的竞赛服装，与其它体操服相比，更柔美、更绚丽、更时尚、更考究，更重视文化气息和艺术内涵的承载及传达。目前，艺术体操只有女子参加，长期以来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梦幻强项”。在体操界，历来就有“不是美女别玩艺术体操”的说法，因为在所有奥运项目中，艺术体操大概是惟一一个允许裁判“以貌取人”的赛项，这是公开的秘密。本届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决赛中，前世界冠军，身高177CM的俄罗斯当家花旦卡普拉诺娃在棒操环节意外失手，出现掉棒失误，以至于与奖牌无缘，但是，俄罗斯在这个项目上高手如云，另一位小美女卡纳耶娃以更抢眼更翩跹的姿态脱颖而出，凭借无人企及的高难度动作和超强的艺术表现力，力压群芳，美到了最后。这位今年的艺术体操欧洲冠军，身高168CM，长相甜美，清纯可爱，形态雅致，舞姿曼妙，在绳、圈、棒、带四个环节上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臻境，看她表演，如同观看世外仙舞，当真是一种绝美的享受。天生丽质的卡纳耶娃，出道仅仅一年多，已拿了大大小小30个冠军，可是她自己也清楚，只有获得北京奥运会这个分量最重、海拔最高、成色最足的冠军，艺术体操的“卡纳耶娃时代”才能真正令人信服地降临。夺冠后，卡纳耶娃哭得梨花带雨，又破涕为笑。她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动过。”18岁的年龄，早晨7、8点钟的太阳，在北京加冕新一代“艺术体操女王”……已经有媒体为了省事，将卡纳耶娃直接称为“北京女王”了。如果用体育和艺术的专业眼光来评选北京奥运会第一美女，如花似玉的卡纳耶娃无疑当之无愧。

　　（七）梅西（阿根廷·男子足球运动员）。尽管允许每支球队拥有三名超龄球员，但是，“23岁以下”的年龄限制还是导致奥运足球比赛难成大器，观赏性和竞技水平比足球“世青赛”强不了多少。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比如今年的梅西。普遍认为，21岁的梅西疑似球王马拉多纳的接班人，乃阿根廷国奥队头牌大将，有没有他，关系着球队的名气大小和档次高低，也关系着阿根廷人究竟能在北京奥运会上走多快，走多狠，走多远。赛前，围绕梅西是否必须参加北京奥运会一事，阿根廷足协与巴塞罗那俱乐部吵得不可开交，官司一直打到了国际足联和体育仲裁法庭。对于双方而言，梅西同样重要，阿根廷气急败坏坚决要人，巴萨振振有词执意不放，梅西夹在中间两头受气，还遭到马拉多纳的严厉批评：“你永远不能冷落自己的国家，也应该总是穿上这件生命的球衣为祖国效力。”最后关头，经过国际足联调解，梅西才得以火线勤王。一踏上中国土地，小梅西就宾至如归，他发现，这里知道他的人像天上星星一样数不清，比赛还没开始，自己就与巴西队大名鼎鼎的小罗一道，成为北京奥运会足球赛场上最醒目的两面旗帜。他对记者说：“我会全力以赴对待每场比赛，不会让中国球迷失望。”很明显，已习惯于和成年对手恶斗的梅西，在奥运赛场游刃有余。他的驻地设在对手禁区附近，在那里，他既是刀刃，也是刀尖，既可以预谋和煽动进攻，也可以破门而入直捣黄龙。他灵巧又结实，狡猾又沉稳；只要靠近对手球门，总是狼子野心用心险恶，不放过任何一次可能的或者不可能的攻击机会；从头打到尾，体能还十分充沛。他的位置、作用和表现，与年轻时候的马拉多纳如出一辙，就连一米六几的身高、短粗矮壮的身板和盘球过人的动作都与马拉多纳形似而神似。短短十几天里，梅西打了5场比赛，这让喜欢他的球迷大饱眼福直呼过瘾。事实证明，小梅西决非浪得虚名，他的价值在奥运赛场上彰显无遗，是这个年龄段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才球员。这届阿根廷国奥队，比他们的上届冠军队更激情更自信更犀利，速度更快，体能更好，技艺更加精湛，态度更加投入，一路打下来，连战连捷，势不可挡，一举创造了奥运足球冠军首次成功卫冕的傲世纪录。除了决赛，阿根廷3：0击败巴西那场球，收视率和比赛水平之高，不次于世界杯级别的大赛。那一战也结束了“谁才是北京奥运会第一足球明星”的争论，小罗黯然失意，梅西轰然腾空。这个长得活像矮冬瓜的小男孩，在北京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级大赛冠军。在足球世界，能比这枚金牌更炫目更昂贵的，也只有欧洲杯和世界杯了。看上去，只要他继续朝着马拉多纳的方向演变和进化，不管什么样的奖杯，迟早都是他的囊中之物。

　　（八）卡特琳娜（捷克·女子射击运动员）。卡特琳娜与北京奥运会的关系可以用奇妙来形容。由于赛制安排，当她以503.5环的破记录成绩夺得女子10米气步枪冠军时，北京奥运会的首枚金牌也同时诞生了，而且，卡特琳娜所战胜的人中，包括东道主观众寄予极大厚望的卫冕冠军杜丽。25岁的卡特琳娜称得上“将门虎子”，她的父亲兼教练库尔卡，曾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射击世界冠军，而她的这枚金牌，是捷克独立后获得的第一枚女子射击金牌。事情到了这里并没完，一周后，卡特琳娜的丈夫，美国神枪手埃蒙斯的“最后一枪事件”爆发，因其不可思议和啼笑皆非，立时轰动北京，举世热议。卡特琳娜在现场目瞪口呆的神情以及拥吻慰藉丈夫的画面一时传遍世界，演化成来自北京奥运会的世界性重大新闻。在《广州日报》上，有心理专家耗费整版篇幅为“埃蒙斯事件”析因求果，最后认为这一切都是埃蒙斯潜意识里的一种“心理故意”，是他为了获取女性（尤其是妻子）的同情、青睐和垂爱，而有意无意采取的某种“示弱行为”。暂且不说这个心理专家是否在胡说八道，仅就卡特琳娜的一夜成名来说，毫无疑问，她是北京奥运会出品的最有奇缘色彩和人性光芒的金牌选手。

　　（九）林丹（中国·男子羽毛球运动员）。在我看来，介于乒乓球和网球之间的羽毛球运动，注定会由中国人强势把持。主要的理由是，与乒乓球的情况类似，只要彼此之间隔着一张网，对抗双方的身体不发生直接接触和碰撞，那么，长于心计的中国人就有办法在战法上取得一定的优势。这就好比中国文化里那个著名的“长城心理”——以长城为界，对外阻挡侵略，对内限制逃亡，凡事有个缓冲，依靠某种“隔离”来应付和解决危机及挑战。另外，中国人的优点往往体现在个体身上，所谓“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在一对一情况下，与对手隔网相争，中国人的优势很容易体现出来。当然，这还与体质和意志的先天强弱有关，虽然当代中国人的体格愈发健壮，“亮剑精神”也不缺乏，但是在篮球、足球这些需要身体激烈对抗的群体性大球项目上，中国运动员的劣势仍旧一目了然，或者身体吃亏，或者体能不支，或者合组不合力，或者兵败如山倒，很难发生质的突破和嬗变。基于此理，林丹获得北京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冠军，在逻辑上必然性要大于偶然性，其价值在于，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体育优势项目的地位，进一步强化了不同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特性和文化传统确立体育取向的观点，进一步告诉人们在国与国之间的金牌竞争中，应该如何扬长避短，如何独辟蹊径，如何术有专攻。除了这些，林丹的额外价值还在于他独特的个性。奥运会开赛前，他明确宣称：我参赛不是为了和谁学习交流，不是为了锻炼什么，我就是冲着金牌来的，拿不了第一，一切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他的这番话，不兜圈子，率真本性，不给自己保留任何退路，艺高人胆大，艺高人也话大，堪比菲尔普斯的赛前豪言。这要搁以前，中国运动员是不敢这么说话这么张扬这么狂妄的。林丹此人，一向桀骜不驯，在中国人里显得很不合群，但是我们又得承认，他说的都是大实话，都是他心里的真实想法，而且，他说到做到，绝不食言，开赛后剑锋所指所向披靡，决赛时打出了几十年来国际羽球赛场上最酣畅淋漓的经典夺冠战。可以说，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林丹，颇有点“无敌最寂寞”，他的这枚信手拈来的金牌，其背后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将其放大察看，中国体育多元化的实况和情态就无法完整呈现出来。

　　（十）霍伊（英国·男子场地自行车运动员）。眼下的英国，最炙手可热的体育明星，是刚刚从北京凯旋而归的霍伊。在北京奥运会上，年过三十的霍伊焕发出一往无前的霸气，带领英国队拿走了场地自行车全部10个项目里的7金3银2铜，为英国奥运代表团以19枚金牌47枚奖牌的百年最佳战绩名列世界第四立下了赫赫奇功，而霍伊本人，也成了自1908年第四届伦敦奥运会以来，整整100年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王国的第一位在同一届奥运会上连获3枚金牌的民族英雄。此刻，霍伊的名字响遍英国的大街小巷，连贝克汉姆都声称，一定要找霍伊索要签名。在霍伊的家乡苏格兰，人们宣布，将以霍伊的名字命名一座场地自行车赛馆，以表达对英雄的崇高敬意。实际上，霍伊及其英国选手在中国取得的骄人成绩，完全出乎英国人意料。伦敦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公开表示，根本没想到英国运动员在北京的表现如此之好。霍伊和他的队友则说，北京一流的场馆设施和组织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

　　作为下届奥运会主办国，普遍的英国人确确实实通过北京奥运会空前增加了对中国的关注、了解以及好感和尊敬。

　　引起我注意的是，英国自行车队的大获成功，从运动装备和后勤保障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这一角度，为“科技奥运”这句话提供了强有力的呼应和实证。在北京赛场，霍伊与队友们更贴身的最新赛服，据称能“自动呼吸”，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骑行中的空气阻力，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自行车赛服，其原料和设计方案，形同英国的“国家机密”。其次，霍伊们的新一代赛车，每辆造价高达１万英镑（相当于13万元人民币），主要成分是新合成碳合金，重量更轻，受力度却大大提高；整车由250多个零部件组成，许多部件的制造采用了航空航天领域的高科技工艺，精密程度可以同实验室里的科学仪器媲美；而且，英国每名选手的赛车都具有“专属性”，根据个人身体条件设计，力求机械与人体的完美结合，车座的高矮，把手的长短，脚蹬的大小，无一不与车主的体型丝丝入扣。其三，英国选手的比赛用鞋也是量脚定做的，这种鞋与赛车的脚蹬两相适宜，不仅穿着舒适，还能很好地承受和分解高速骑行产生的高强度蹬踏压力。其四，英国车队后勤保障的科技水准，从硬件到软件，从服务到管理，都大幅度领先于主要对手；他们设在曼彻斯特的训练基地，按照北京老山自行车馆的赛道改建而成，训练馆里的温度和湿度，也模拟复制了北京“老山馆”的环境数据；一切备战工作都立足于从实战出发，不惜血本，煞费苦心，精益求精，科学练兵。一支规模不大的自行车队，拥有包括教练、领队、营养师、运动心理医师、技术人员在内的近百人支撑团队。难怪霍伊赛后指出：“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是整个团队几年努力的结果。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次胜利，非常圆满。”（完）

　　纠错：看了网友留言的提醒，发现了两个笔误，一是郭晶晶参加了四届奥运会而不是三届，二是梅西以前来过中国，并非首次。已经改过来了。谨表歉意和谢意。

　　这是一个值得期待，值得关注，值得瞩目和见证的时刻。

　　虽然我们常说，今天的中国，其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并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特别希望通过“奥运金牌”来展现，但是在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形象、体态、气质、品味、地位和力量……所谓综合实力，确实又离不开奥运会这个独一无二的表现或表演舞台。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和超级大国也一样如此。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苏联拿下55枚金牌，那也是苏联解体前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那以后，没有任何国家——包括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独联体”——能够在奥运金牌榜上越过50大关。不管你是否觉得牵强，我们还是可以认为，这种奥运金牌的“资源再分配”，从一个难以否认的层面和不可忽视的侧面，昭示或暗示了中国这20年来“虽无飞，一飞冲天；虽无鸣，一鸣惊人”的巨大变化和进步，是一种非常直观、非常显著、非常确凿、非常抢眼的“大国崛起”迹象。

　　我总觉得，1950年以前的奥运会竞技，在客观上是有“不公平竞争”之嫌的，因为那时的世界很不稳定很不和平，很不均衡很不平等，洲际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战略力量严重失衡，国际奥委会成员屈指可数，早期奥运会的参赛国并不众多，代表性也并不广泛，而且，除了少数几个大力创办和积极倡导“奥运”的欧美强国，那时的绝大多数国家对“奥运会”这种新鲜事物和奢侈游戏的认知，十分有限，起步晚，起点低，竞训机制极端落后，对游戏规则的学习和适应也是既困难又漫长，对奥运文化及其精神的理解和践行更是浮萍在水，照猫画虎，甚至南辕北辙，从根本上很难改变“陪太子读书”的命运。那时候出现的“重在参与”这句话，其外延和内涵，与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在那时候，这句话是潜含歧义的，也存在歧视的成分和沙文主义的因子，活像几个欧美大国为了蒙人而炮制的漂亮说辞，目的是哄着那些毫无胜算的弱国和小国前来“朝拜”或“送死”，以便自己有机会恃强凌弱，在弱肉强食中玩得高兴，玩得热闹，玩得自豪和自恋。1908年伦敦举办第四届奥运会时，当地媒体就曾把奥运会比喻成“猎场”，把夺冠形容为“打猎”，那意思显然是说，在他们眼里，那些不堪一击的弱小国家选手，不过是一种下等低能、任其宰割的猎物罢了。那届奥运会，英国凭借东道主之利，获得56枚金牌。

　　1988年以前，在单届奥运会上获得50枚以上金牌的国家一共有三个，分别是美国、英国和前苏联。1904年，本土作战的美国在第三届圣路易斯奥运会上获得70枚金牌，当时举世震惊。自打1896年第一届雅典奥运会成为金牌第一后，美国一直以来都是金牌头把交椅的最强悍争夺者和垄断者，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除了1916年柏林奥运会、1940年东京奥运会和1944年伦敦奥运会因为战争原因停办，以及1976年蒙特利尔（排在东德之后名列第三）、1980年莫斯科（抵制缺席）和1988年汉城（再次排在东德之后名列第三）这三届奥运会以外，美国在金牌榜排名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成绩之好举世无双。

　　从1952年第十五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苏联忽然跻身“奥运金牌超级大国”行列，1956年墨尔本和1960年罗马，更是力压美国连获金牌第一。此后将近三十年，在奥运会金牌第一这个话题上，基本上就是美苏两国的双雄会。1972年第二十届慕尼黑奥运会，苏联金牌数首次达到50枚，领先美国17枚名列榜首。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出于政治原因（苏联入侵阿富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大国集体抵制了这届奥运会，由此，苏联一家独大，攫取了80枚金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苏联以牙还牙，挟持麾下的东欧集团拒绝赴美参赛，这样一来，又造成美国一枝独秀，风卷残云一般卷走了83枚金牌，创下了迄今为止单个国家单届奥运会获得金牌总数的最高记录。

　　在奥运会历史上，只要能够获得50枚以上的金牌，就一定会是当届的金牌第一，这是毫无疑问和毫无例外的。纵观奥运史，突破50枚金牌大关的盛况，只出现过六次：1904年的美国（70枚）；1908年的英国（56枚）；1972年的苏联（50枚）；1980年的苏联（80枚）；1984年的美国（83枚）；1988年的苏联（55枚）。公认的观点是，1980年和1984年那两次，背景特殊，事态异常，似乎不怎么“算数”，也不太符合真相。因此，“50”这个数字之于奥运会金牌，过去、现在以至将来，仍然是个意义非凡的标杆，是一种难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尤其在当代，奥运竞争的格局群雄并立、势均力敌、龙争虎斗、狼奔豕突，竞争的强度和对抗的烈度呈现出“后现代”式的白热化状态，无论是谁，敢于确立并实现独家获取“50枚金牌”这种惊世骇俗的宏大目标，都等于是另一种意义的极限挑战，一种不仅仅向运动员个人的体育技能和运动潜能的极限发起的挑战，也是一种向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极限能力及实力发起的超级挑战。

　　所以，当中国的奥运金牌总数眼看着就要突破50大关的时候，套用一句俗话说，“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来临了”，让人心里不由得跑满了突突乱跳的兔子，真有点心神不宁，坐卧不安。如果进一步考虑到很多赫赫有名的国家和名满天下的选手，即便使出了百分之一百的力气，却无法收获哪怕“五十分之一”的金色光荣和金色梦想，那么，面对这样一个“50大金”，我们难道不应该发自内心地对中国奥运代表团脱帽致意，起立鼓掌，振臂喝彩，并且在深深的感佩、开心和祝福中，用“英雄”来定义和礼赞他们么？

　　中国人有一个观点，“五十而知天命”。彼“五十”虽然不是此“五十”，但是在这里，五十而知的“知”，究竟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对此，我倾向于老子的哲学解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贵有自知之明，国不无立世之智——所谓“明智”，所谓“胜不骄败不馁”，所谓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一届北京奥运会，对于中国，对于世界，大概都具有这样一种意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了解自身很重要，了解别人以及被别人了解，同样重要。（完）

       备注：针对本文的网友评论，我一并做个回复吧。说实话，北京奥运会开幕前，我没想到中国金牌总数竟能突破50大关，因为根据我的体育见识和奥运感知，我心里很清楚，无论以前还是现在，“50金”都是一种意义极其非凡的标尺，这个数字在我看来非常特殊，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任何一个参加奥运会的国家而言都具有多重极限意义的挑战。眼下，中国体育能够接近和达到这一高度，当然不是坏事，也绝对称得上神奇，够得上壮举。许多批评者不以此惊奇和高兴也就罢了，反而阴阳怪气恶语相向，并且想当然地将今天的中国与过去的苏联相比，显得类比失当，不伦不类，心态也很成问题。事实上我相信，假如中国这次只拿了区区5块金牌，最激烈的谩骂者和讥讽者，恐怕仍然会是这些人。就是说，不少人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横竖都不会满意，甚至在借题发挥，故弄玄虚，显得自己很民主很聪明很理性很前卫，以为“天下皆醉我独醒”。可是要知道，在奥运史上美国才是获得金牌最多的国家，也是最看重奥运，最重视体育，并且体育成就最显赫的国家。说白了，中国开放后，包括体育在内的各个方面最大的学习和模仿对象，其实根本不是苏联及其“苏维埃模式”，而是美国及其“美利坚模式”，此刻在金牌总数上与中国竞争最激烈的国家，同样也是美国。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看不出来察觉不到，也算是有眼无珠昏头昏脑了。那么，那些认为中国未来将成为“苏联第二”的人，为什么不认为——或者说故意不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美国第二”呢？
   换言之，向美国这种举世公认的先进者学习和看齐，这种战略方向和目标总没错吧？基于“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力争获得奥运会金牌第一，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普世价值的高度认同、追求、履行和践约吧？至于实现目标的手段和方式是否正确——比如举国体制搞体育是否恰当，比如金牌数量与政府面子的关系等等，那是另当别论的其它话题了。面对一件事进行选择、分析、观察和判断时，我的观点是，方向永远比方法更重要，只要大方向没错，方式方法是可以循序渐进地改良改善和扬弃纠正的；何况，这本是一个就事论事的体育话题，不是政治议题和经济课题，说石头就是说石头，别扯上苞谷土豆一类的东西插科打诨或胡搅蛮缠。如果想说苞谷土豆，可以另开一桌另外谈论。

　　最后一点，之所以不删除那些并不苟同的评论和留言，是因为我骨子里支持言论自由，支持表达自由，欣赏并赞同开卷有益和异见无罪。什么鸟都有，才能说明林子大了。

　　接下来，一场存在于绝大多数人想象力之外的巨大悲剧最终露出了马脚：刘翔的身体遇到了麻烦，而且是天大的麻烦，他的右脚明显不对劲，即使缓步行走，也不得不一瘸一拐勉为其难；那种痛楚一定是难以忍受的，否则一向活泼开朗的刘翔，一向具有“钢铁意志”的刘翔，断不会众目睽睽下无端地呲牙咧嘴，无端地自惭形秽。那种疼痛不像是装出来的，也不像是疑兵之计。那种疼痛似乎一直在持续，让刘翔苦不堪言，也渐渐地让观众感同身受。历次大赛中，从未见过他以这样一种焦躁不安、受苦受难的方式兵发赛场。他的爱笑爱闹和幽默自信是众所周知的，他超强的心理承受力是举世公认的。他喜欢作秀，但不喜欢作假。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一个矫情的人，更不是一个无病呻吟的人。他的性格特征本真本色，原生态，真性情，有一说一，说一不二。何况，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地方？天下人有谁不知，北京奥运的鸟巢以及鸟巢里的这个时刻，对于刘翔意味着什么？

　　在心里我对他说：这是怎么了？刘翔，你小子别吓唬我。

　　然而，越这样想，越觉得事态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发脱离轨道，使人心里愈加发毛。跟腱，比赛，金牌，卫冕……都在不可逆转地脱离刘翔的掌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看得出，他郁闷之极，还有些伤感。盯着他有些恼火地换上赛服，把一张显示“2”赛道的标签贴在右侧大腿上，坐在起跑线前不停地皱眉咬牙，周身所洋溢的不是活力和激情而是驱赶不走的无奈和苦楚，我的心已经冲出嗓子眼含在嘴里了，像含着苦胆，苦得发麻。不详的预感弥漫在每一根血管里，“刘翔落败”这种念头一遍遍撞击思维的底线。就好像预感到一个曾经笑傲江湖、威风八面的国王，即将在属于自己的国土和宫殿里，失去他的王位和大好河山。一时间，对这场期待已久的比赛充满担忧和忐忑，甚至在想，上帝是否应该在此时取消这种名为“110米栏”的运动项目，让刘翔以及我们，得以解脱，免受折磨？

　　不知有多少人注意到，发令枪响后，刘翔的起跑有点“愣”。就是说，他“愣”了一下。那种“愣”，有点像被什么“吓”了一下，“打”了一下，“扎”了一下。有点像“受惊”。看到这一幕，我开始绝望了。我确信，那个人已经不是刘翔了。真实的刘翔，真正的刘翔，已经消失了，已经被上帝绑架而去了。这一枪，有人抢跑，等于是虚晃一枪。可是这一枪却是要命的一枪。这一枪之后的刘翔——或者说，那个替代刘翔出场的人，如遭重击，一下子坍塌了，崩溃了，弃权了，认输了……也终于解脱了。刘翔，这个在赛场内外都创造过神奇历史的小伙子，以同样匪夷所思的力道制造了一个使人窒息的历史事件——退赛！临阵退赛！在一个千钧一发万众瞩目的焦点时刻，决绝而黯然地退赛！

　　他蹒跚地走着，右脚跟不敢用力着地，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几近泥塑木雕。他没有走回起跑线，而是直接离开了跑道，离开了赛场，走进光线昏暗的运动员通道，在里面找了一个无人的角落，孤独地坐了下来。从随后补放的画面上看，刘翔面色苍白，悲苦交加，那么不甘心，那么不情愿，又那么无能为力和失魂落魄，让人瞅着，惊愕之余，也感到心疼，心疼得喘不上气来。他的突然退场，导致鸟巢里的空气迅速凝固。在更多的地方，震惊、困惑和哀伤写在人们脸上。不少人在掐自己，以便确认这不是做梦，不是眼花。电视转播到这里戛然而止。猝然间，关于110米栏的整个节目都中断了。一部万人空巷的重头戏，尚未拉幕开演就草草结束了。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够事先意料到，在今天中午的刘翔身上会突发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故和结局。

　　本来热气腾腾的鸟巢，霎时温度骤降。这个原本炎热喜庆的夏季，也忽然变得有些冷，有些凉，有些疼。对于中国人来说，失去刘翔，不止是失去一块金牌这么简单。对于如今开明豁达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不可以接受刘翔的比赛失利，而是没想到事情会以如此诡谲意外的方式发生和收场。对于今年屡遭天灾人祸打击的中国人来说，这算得上又一次灾难，又一次悲哀，又一次需要慰藉，需要关爱，需要救赎，需要坚强。

　　尽管如此，在这种时候，即使最冷血最无聊的人，也应当理解和体谅刘翔。一个人之所以是成熟理性的，既在于他善于进取，也在于他善于放弃。一个文明理性的社会，亦当如此。之于刘翔，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这不是什么错误，更不是什么罪恶。他还年轻，今后的日子和道路还很长，作为一名职业运动员，不能因为一场有可能致伤致残的比赛，破坏甚至毁灭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不是科学理性的人生态度，也不是奥林匹克所蕴含的竞技意义和人文精神。

　　虽然无边无际的遗憾和怅惘塞满胸腔，但我仍然喜欢和欣赏刘翔。他总有惊人之举，总是与众不同，无论赢得轰轰烈烈，还是败得惹人唏嘘，都称得上人中翘楚。事实上，类似伤病退赛的事故在国际体坛并不鲜见，稍有体育见识的人对此都不至于过分地大惊小怪，更不至于指天骂地落井下石。人乃血肉之躯，并非钢筋铁骨，怎可能百病不侵刀枪不入？对于世界顶级运动员而言，伤病不是他们想要的，也不是他们的过错和罪责，而是上帝以非人的力量对他们实行的一种折磨和绑架。要责怪，就去责怪上帝的糊涂和暴虐吧。想通了这一点，我们就应把眼界放宽点，把胸怀扩展些，那么，眼中的刘翔们就不会走形异样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实正是一种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处事哲学，符合以人为本，符合人性关怀，符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哪怕“不为”的，是四年一届的奥运，是众望所归的刘翔。

　　归根到底，奥运会是为人类服务的，包括运动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应该是它的主人，而不能成为它的奴隶。可以认为，刘翔选择退赛，也是基于此理。（完）

　　在记忆里，自从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赛场以来，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赛场，中国代表团什么时候出现过如此莫名其妙的参赛事故？难道这一回，在自家门口，天时地利人和，本应车轻路熟，理当万事俱备，却狷狷地百密一疏，狷狷地阴差阳错，狷狷地闹出这么一个啼笑皆非又匪夷所思的洋相，来增加北京奥运会的戏剧性？

　　事情果真如此么？还是说，此事或许情有可原？比如，这是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全部28个大项的比赛，战线一长，难免顾此失彼？比如，赛艇项目是中国奥运军团里的小字辈，上上下下难免重视不够？比如，正因为是在自家地盘作战，反而容易麻痹大意？更比如，其中似有不便明说的隐情？

　　官方的解释是：张亮因为记错预赛小组错过比赛。按照赛程安排，张亮参加的男子单人双桨预赛第二组比赛是在8月9日下午三点举行，但张亮错把这个时间记成是第三组比赛，因此没有按时抵达起航线。由于这个错误，他与苏辉搭档的男子双人双桨比赛资格也连带着被取消。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韦迪对新华社记者说：“国际赛联表示，凡是有一个项目没参加，他只要兼项，另一个项目就被取消资格。虽然我们向国际赛联申诉，并且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国际赛联表示很遗憾，仍然维持他们的决定。”

　　张亮自己的解释是，他所参加的男子单人双桨和男子双人双桨两项比赛，时间间距不是很长，所以一直在考虑主攻哪个项目，怎么合理分配体力，没想到却把比赛时间给记错了。  

　　听上去，这些解释足以释疑。可是针对这件事，外界的不同解读和猜测始终存在，也始终莫衷一是。一种很普遍的意见认为，这是运动员的个人错误，其性质犹如一颗老鼠粪坏了一锅汤，张亮应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另一种不普遍的意见认为，实际上，这很可能是教练组的一次未能得逞的不成功的战术策划，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把事情搞砸了，所以其责任在于组织，与运动员无关。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孰真孰假，一时难下定论。公认的事实是，无论如何，此事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也严重损害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利益。分而论之，假如真相是第一种说法，在批评张亮的同时，赛艇项目管理组，尤其是教练组，似乎更应该深刻检讨自身的渎职和失职，因为根据赛艇比赛规则，在2分钟报时之前运动员必须进入航道，若2分钟之内方才进入，运动员应受到黄牌警告；就是说，当时张亮尚有2分钟的纠错时间，即使迟到，顶多黄牌警告，不至于被禁赛；那么，在当时，张亮的教练和队内相关工作人员都在干什么呢？依照惯例，赛艇队员打比赛，从赛前准备到进入赛场，从启航到终航，其教练都应全程陪同和跟进，诸如队员缺席比赛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事到临头全不知情。何况，张亮的简介和他的奥运参赛日程，早就在众多媒体上登载得清清楚楚，关注赛艇赛事的任何一个普通观众都可以在赛前一目了然，难不成，张亮自己和他的教练以及与赛艇事务相关的一干官员们，一时间反倒集体失忆？傻子都知道，奥运比赛岂是儿戏，岂是运动员的个人私事——发生这种事，指望事故责任由张亮一个人顶着，恐怕比事故本身更加荒唐可笑。

　　至于第二种说法或猜测，是否确有其事，天知地知，见仁见智。有也好，无也罢，就结果来看，一样糟糕。我们都知道，近七八年来，中国赛艇运动进步神速，在女子双人单桨、女子双人双桨、女子八人单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女子四人双桨、男子轻量级四人单桨和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等项目上，中国选手已跻身世界先进水平，多次荣获赛艇世界杯分段赛冠亚军，具备了奥运会冲金夺牌的不俗实力。今年21岁的小将张亮，身高1米94，是去年全国城运会男子8公里单人双桨冠军。虽然张亮的单人双桨世界排名只在十几位，但他与苏辉的男子双人双桨组合不容小觑，在今年6月的世界杯中名列第4，创造了中国赛艇队男子双人双桨最好成绩，而且在波兰落选赛中以领先第2名3秒的优异成绩获得冠军。照理说，让张亮主动放弃希望不大的单人双桨，集中精力赛好双人双桨，丢车保帅，田忌赛马，本也无可厚非，但是，这种策略上的重大调整，为什么不未雨绸缪早做打算？当初计划时、报名时为什么没有仔细权衡和妥善安排？事到临头了，明明知道国际赛联的规章制度摆在那儿，却巧织借口闭着眼睛往上撞，到头来，怎能不弄巧成拙，枉费心机，车丢了，帅也丢了，赔了夫人又折兵？……对此，即便用最温和的语调说，此事也实乃大大的教训，大大的败笔，大大的窝囊。

　　《怎么忽然就成了这样》这首歌里有句歌词：“你装得和他们一样”。也许，正因为张亮不得不假装得和“他们”一样，这件事才在可笑之余显得格外可疑。

　　“张亮事件”必然使中国赛艇队在近期备受世人别样关注，或者遭人议论，或者惹人讥笑，亲者痛仇者快，什么说法什么心理都有。好在，对于中国奥运军团的总体战略而言，此事再怎么沸扬，终究无关宏旨，也不至于伤筋动骨。奥运赛场的主流，终究是由真刀真枪的竞技实力构成的，中国赛艇队的整体实力，也并非取决于一两个项目的得失。我倒觉得，不管什么原因，赛艇队更受注目不见得就是坏事，多一些赛艇迷和关注者哪怕是批评者，对这项运动的未来发展，总是利大于弊的。（完）

　　从最基本的文字书画入手，辅以戏曲礼仪的展示，再以“四大发明”以正视听——通过这种直截了当的路径来管窥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算得上一种捷径，可谓雅俗共赏，通俗易懂。在现代部分，2008名出神入化的太极拳师，惊世骇俗，叫人油然联想起中国人自古以来对“体育精神”的某种独特理解和阐释。刘欢和莎拉立于一座巨大的魔球上引吭高歌，是出人意料的绝妙创意。那魔球可以寓示的东西几乎是无限的，实际上，那俨然一种数码CG效果，俨然一个活生生的三维动画模型。在最后，将魔球幻化成一只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虽有些俗套，但张艺谋“农民过大年”的心思和情调仍然值得欣赏。

　　美中不足的是，在李宁飞天点火时，似乎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技术失误——照理说，李宁升空后的飞奔速度，应与背景画面里那个卷轴的运动速率协调一致，可是飞着飞着，超速的李宁很突兀地飞到了卷轴的前面（或者说外面）；很明显，操作人员也发现了这个问题，立即为李宁减速，使之重新回到画卷中；谁知这一改矫枉过正，李宁的运行速度又远远落后于前行的卷轴，并且被卷轴里依次淡出的画面给追上了，场面顿时显得有些凌乱。可以想像，背景里的卷轴及其里面的画面，是事先剪辑好的一段视频，自动播放，无以更改，那么，问题肯定出在手工控制李宁飞行速度的操控员身上。

　　这说明，这届开幕式虽然很成功，但还不能用“完美”来形容。